口袋里的三颗糖

(蔡国强大型装置《草船借箭》,1998年在纽约PS-ONE展出)



       一具用陈旧木杠钉制的真船(只有船骨没有船板),船体四周密密麻麻插满利箭,船尾一枚小发动机吹拂着一面小小的五星国旗。这周身是箭,冥顽苍老有如残骸的大怪物被几道钢绳高高悬挂在四面砖墙的空间,离地面约五六米高。观众可以从下面仰望,也可以在二层楼略高于船体的回廊栏杆旁俯视。在展厅的大静中,小国旗使劲飘扬轻轻作响。

       这堆物质(我愿称它为“物质”而不是作品)那么好看、奇妙、壮观。诸葛亮式的(也许该加上杜尚式的)轻于“四两”的智慧,在纽约幻化成一只“千斤”重的大木船,而悬挂又使这只沉重的木船周身散发着轻盈的智慧。在纽约第十三台(文化频道)著名主持人查利·罗斯对作者的访谈中,蔡国强将这件装置解释为一个中国人来到西方后的境遇和自处之道——这件在题旨上非常“中国”的作品是做给美国人看还是做给中国人看?它能够在中国展出,被中国人看见、接受、理解么?作者假如身在中国将会做出,甚至会获得这件作品的灵感么?

       在本质上,它是一件纯西方的作品,是西方当代文化孵化了一个诸葛亮在域外的后代关于孔明的记忆,但这历史记忆与孔明无关(就像至今不衰的“三国”传说在中国和一件装置作品无关是同样道理)。照本雅明的说法,启动这历史记忆乃是为了“照亮此刻”。怎样的“此刻”?“此刻”的什么?那面不停飘动的小小国旗?是的,点睛之笔。可不能没有它,它和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那面大国旗不是一个意思,它有意思,是因为它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纽约的“PS-ONE”,也只有联合国所在的纽约市,才能使别国的国旗超越国旗的意思。

       什么意思?
       绝大部分这项展览中的观念作品都隐然飘动着五星红旗,这面旗帜并不意味着“中国文化”,而是“中国身份”,所有作者均自知唯这身份是西方人不可替代的,而这身份来到域外后,除非运用西方种种当代观念艺术的方式予以“验明正身”,也是别的方式无法奏效、无法替代的——蔡国强同时抹去并强调了这一悖论。他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贯穿了个人身份、中国典故、西方当代观念艺术之间难以贯穿的文化阻隔:这件装置作品的妙处和要点不是引用典故,而是与典故的平行关系。今天,这一著名的关于“假借”的典故本身化为物质,连船带箭在纽约行使“假借”的使命,作者与这使命的关系是借与被借。
       谁向谁借?试图借取什么?或许,这项展览自身也因之被赋予“假借”的含义。
       不是吗,这项纽约的展览是西方(也就是“世界”)借来表明他们远届中国的文化影响,还是中国艺术家借以“进入世界”(也就是西方)?它证明了中国人也会做观念艺术,还是西方的同类艺中终于收纳了中国人的名字?“船”与“箭”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,一如刘汉与曹魏。退远了看,汉魏两国的胜负不重要,重要的是双方追求胜负的周旋方式:“假借”,透露的其实是彼此利用,彼此利用透露不是“彼”与“此”,而是相互依存。相互依存,这才构成“世界”的维度——昔时,从曹魏营帐里“借”来的万千利箭,原是为了射回曹营。这一回,高挂在纽约草船上的“箭”来自何方?又将射向何方?

(陈丹青《纽约琐记》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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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件装置作品,会想到这些吗?头脑是个好东西,它不单包含有学识,更重要的还有见识、眼界与思考力;而如果要把自己所思所想的准确地表达给他人,还需具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。看《纽约琐记》便知,这样的头脑,陈丹青有。有,真好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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